韓國

目前韓國非典型勞動者（派遣、外包、部分工時等）占整體勞動者約四成，面臨低薪、不穩定且缺乏保障的工作。這些勞工在未能獲得法律充分保障之下，唯有透過團結組工會及參與工會行動來爭取自身的權益。而韓國部分特殊勞工如貨車司機、保險業務員、補教業者、平台工作者不適用韓國的《工會及勞工關係法》，無法合法組織工會，亦沒有與資方談判協商的資格，因此要爭取權益更加困難。

經過工會數十年來持續爭取，終於在 2025 年 8 月 24 日迎來韓國國會通過名為「黃色信封法案」的勞工法令修正案，該修正法案擴大了《工會及勞工關係法》第2條雇主的定義、第3條勞資爭議的範圍，將外包及派遣員工的真實雇主納入協商對象，並保障工會基於團體協商或爭議行為時，雇主不得針對其所受的損害向工會或受僱者主張賠償。該修正案預計於明（2026）年 3 月施行，實際運作情形為何仍有待觀察。

此外，韓國與台灣同樣面臨高齡少子化的勞動市場，因此亦大量引進移工。一位講者以韓國地方產業園區的工會組織經驗為例，該產業園區 5 萬名勞工當中，約有 7,000 名外籍勞工，佔園區勞工的 15 %。由於移工面臨語言、身分、簽證、低薪等多重困境，因此入會率極高，約有六成五的移工加入工會。然而，即便加入工會得以改善勞動條件，仍會遇到制度上的問題。該講者表示，韓國目前外籍勞工引進皆為 EPS 制度（僱用許可制，Employment Permit System）(註7)，移工在擔心簽證失效的情況下，大多不敢起身抗爭或要求轉換雇主，且韓國本地勞工對移工大多充滿敵意，認為移工搶了本地勞工的工作。該工會透過組織多個委員會來讓移工建立自己的群體，並同時與本地勞工交流，逐漸消弭隔閡。
 

日本

日本非典型勞動者（派遣、外包、部分工時等）佔比從 2017 年約 30 %已經持續增加至約三成五（36.8%）。儘管今（2025）年初工會在春鬪(註8)贏得 34 年來最高幅度調薪（5.4%），但物價通膨再加上貨幣貶值，使得勞工的實質薪資下降，勞工生存處境仍相當艱困。然而，即便在勞工如此艱困的環境下，日本工會組織率並未有太多起色。

一位講者分析認為，日本工會組織的問題在於（1）以正職人員為主，忽略非典型勞動者及移工等弱勢勞動者；（2）以男性為中心，忽略女性、多元性別等勞動者的處境；（3）以年紀較長的成員為主，忽略青年族群的需求，亦難以招募工會新血加入；（4）以日本國籍勞工為主，忽略職場上移工的需求；（5）以企業工會為主，因此難以擴大工會影響力。

活動中分享的幾個日本成功案例，多是以青年、部分工時工作者、移工、自由工作者為主體（或多數）的工會，包括以部分工時工作者為主的迴轉壽司工會：在迴轉壽司連鎖加盟體系之下，除了店長、副店長及財務人員外，所有員工皆為部分工時工作者，透過工會與資方的集體協商來改善職場問題；媒體業的自由記者：因為不隸屬於任何一家報社或公司，而難以與企業協商勞動條件，或處理職場性騷擾問題等，透過「外部工會（意即非企業工會）」來協助勞工爭取權益；日本關西的地方工會看見日本因高齡少子化而引進移工，便接納並重視此一趨勢而積極組織移工，使得移工會員人數高達四成。以上案例皆顯示非典型勞動、移工增加是現在已經正在發生的狀況，且必定成為未來趨勢，工會應該積極應對，並邀請各種類型的勞工共同參與、一起找出解方。
 

台灣

台灣場次是由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邱毓斌主持，並由醫療產業（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社會工作者（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花蓮縣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分享各職業勞工現況，以及台北市產業總工會、高雄市產業總工會以地方產總的角度來分享地方的行動經驗。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常務理事暨國際組組長周于萱分享，2022 年 10 月 30 日因應台北市市長選舉時所進行的政治行動「臺北市長誰來當？勞動政見先來講！」動員 4,000 名會員在滂沱大雨中展現勞工意志，並且要求三位市長候選人簽署政策承諾，並持續在選後監督市長落實政見；2023 年 11 月 29 日，台北市產業總工會與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國產業總工會等 5 大工會共同舉辦「『工』辦勞動政見發表會」，共 400 名工會幹部齊聚一堂，聆聽三位總統候選人的勞動政見；「台北捷運，特休小偷」則是北市產總的會員工會「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發起的行動。主因係多年來台北捷運公司清潔業務的承攬契約，未遵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台北市政府勞務採購契約範本，讓清潔工多年為台北捷運服務，卻無法累計年資；北市產總的會員工會「動物園工會」則是受限於技工工友管理要點的規定，前後總共花了 2.5 年的時間向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爭取加薪，最終透過調整危險加給來實質提高動物保育員的薪資。

對於北市產總分享的內容，韓國參與者表示，韓國工會由於《工會及勞工關係法》禁止第三方（非受雇者或非管理者都算）介入職場，亦禁止工會從事政治活動，因此韓國工會對於與政治人物有關的行動都會格外小心。看到台灣的工會能夠在選舉時舉辦勞工政見發表會，即使舉行政治活動也擁有高度自主性，感到相當羨慕。

現場亦有許多成員對於「台北捷運，特休小偷」行動感興趣，像是參與行動的人是否為勞工本人？社會大眾對於此一行動的反應如何？等問題。由於外包清潔工大多為 65 歲以上的高齡就業者（469 人，佔整體清潔工 52 %），許多人擔心參與行動會影響到自己的工作權，因此行動者皆為志工、學生或其他聲援的工會幹部。在過程當中亦獲得許多民眾關心、詢問，甚至聲援，行動影像紀錄參見：https://www.facebook.com/DispatchedWorkersUnion/videos/669736546033281/。

活動第四天晚上，主辦單位安排放映紀錄日本地下鐵 Metro 的女性勞工抗爭紀錄片《Metro Lady Blues》（中譯片名為〈地鐵藍領勞工〉，曾於 2022 年五一勞動影展播映）以及台灣兩部關於捷運清潔工的短片(註9)，映後座談邀請日本導演松原明及紀錄片中的兩位主角後呂良子、瀨沼京子出席。松原導演表示，雖然就法律訴訟的結果來看，勞工向資方請求給付 2,000 萬，最後只拿到了 5 %，似乎不算是成功的抗爭。但就這個案件本身對社會的影響來說，一定程度上繼續推進了這個議題。如同影片末尾所述，後呂、瀨沼、加納等人共同組織了「女闘労倶楽部（めとろくらぶ，音同 Metro Club）」，並架設網站把訴訟過程中的相關資料全部放上網路，透過網路繼續傳播他們的抗爭及故事。像是，最近就有位於岩手縣的保全業女性從業人員，就是因為看到網站上的資料，詢問他們如何在法律上爭取同工同酬，並成功在今年勝訴。近期，也有日本電視台 NHK 將他們的故事改編放入連續劇中，或是研究生前來詢問，是否能夠提供相關資料作為論文研究題目等等。雖然當年對東京地鐵 Metro 公司的抗爭已經告一段落，但 71 歲的後呂和 77 歲的瀨沼仍會繼續以行動來改變社會。
 

中國

由於中國國內的特殊處境，外人大多難以透過媒體獲得相關資訊，即使在中國國內，多數勞工議（抗）題（爭）也會在尚未擴大之前就被消音，因此能夠直接獲得相關資訊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整體而言，中國的失業率比官方公布的數據還要高，勞資爭議非常頻繁，且職場普遍存在職場監控、職場霸凌、強迫加班的情況。舉例而言，上海的最低工資是人民幣 24 元／小時，但在上海的招募廣告薪資大概都在人民幣 22～25 元／小時之間，顯示最低工資的規定並沒有落實，且許多工作會以勞務合同（承攬）來規避勞動合同（雇傭）應該符合的最低工資、工時、休假等規範。

若從醫療業來看，2013 年至 2023 年至少發生 135 起抗爭事件，主要抗爭標的分別是追討欠薪（56%）、爭取同工同酬（21%）、要求改善職場安全衛生（13%）。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醫療機構為了降低勞工成本，大量使用醫培生，原因是醫培生的薪水只需要正職醫師薪水的 1/10，且以「專科訓練」為由要求醫培生做許多額外的工作，形成「工作時是醫生，談薪水時是學生」的詭異景象。

中國的汽車業受到能源轉型的影響，從過去為外資品牌進行代工製造，逐漸轉向製造國產新能源車。然而，在中國政府以補助來大力推廣新能源車之時，也出現了一些不肖業者成立公司領取政府補助，但可能並未實際從事生產，或乾脆直接叫上游廠商派駐員工來進行生產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關廠或裁員，形同領完政府的補助就消失。

面對中國各產業和職場的亂象，身處其中的勞工幾乎看不到未來的前景和希望，即使偶爾看到一些零星的抗爭事件，但無法撼動整體制度，效果非常有限。因此近來大家看到許多中國工人選擇躺平，或是比起抗爭不如討好上司，便是出於此一社會情境之下不得不的結果。
 

香港

2020 年 6 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並且在同一天下午決定把國安法列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之後，便開始以「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類犯罪行為抓捕香港的工會幹部及行動者。其中最知名的案例便是香港 47 人案，至今仍有多數人未獲釋。此一法案亦直接導致香港的總工會「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於 2021 年 10 月 3 日宣布解散。

如今，在香港舉辦一般性的活動，又或只是工作及生活日常，亦可能受到政府高度的「關注」，甚至打壓。例如，曾經有香港教師被政府認定使用了「爭議教材」，因此遭到多次約談，一時之間教育界風聲鶴唳，教師無不自行審查教學內容；或是民間團體規劃在婦女節舉行慶祝活動，便遭到警察多次關切並要求取消活動；獨立書店也因為選書、舉辦講座活動而持續遭到警察或不明人士的騷擾等等。

香港處境似乎令人絕望，許多港人如今四散於世界各地，但會眾最後以「團結」及「信任」作結，期許更多人團結互助，改變不合理的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