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人＝在家閒著的人＝不是生產活動＝非勞動力？

1980年韓國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時間平日平均為11.8小時，假日平均為12.4小時，但韓國政府在統計時以「家務、育兒不是生產活動」為由，將「內人=在家閒著的人」因而歸類為「非經濟人口」。

台灣與韓國相似，女性勞動參與率在不同年齡階段會因為家庭狀況而有變化，最具體的便是台韓女性多半會在婚育年齡（25-35歲左右）離開職場。但如果把負責家務和育兒的「內人」加回勞動統計之中，就會發現就業人數其實一直維持在該年齡層的女性人數。意即所有的女性都是經濟活動人口，同時也是就業者和勞工。

有趣的是，通常在十多年之後（即大約45歲後半至50歲左右）韓國女性會返回職場，使韓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回升到七成左右。台灣則是持續穩定下降，甚至到了45-49歲的階段會有「雪崩式下滑」，直到50歲只剩下六成多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雖然多年來政府透過加強產假、育嬰、家庭照顧等相關制度，試圖將女性留在職場，整體來說，相較於同年齡階層的男性勞工，台灣的女性勞工仍呈現在特定年齡階段容易離開職場的趨勢。

韓國政府後來在2021年5月修法，認定家務勞動也是勞動，讓統計數據真實反映社會現況。相較之下，我國勞動部直到現在，統計數據還是把負責家務及育兒的家管視為沒工作也沒有在找工作的「非勞動力」。從我國勞動統計來看，25~64歲主要工作年齡之非勞動力293.5萬人，有就業意願者計18.6萬人或占6.33%；無就業意願者274.9萬人中，女性占7成2，主因做家事或照顧家人。這些女性「非勞動力」人口在家中打掃、洗衣、煮飯、照顧家人，讓每一個人回到家裡都有飯吃、有乾淨的衣服穿、整潔舒適的環境可以休息，卻往往不被認為是一份值得放在名片上的「工作」，自然也不是政府統計所認可的「工作」。
 

如果有一天50歲以上的姊姊都被外星人帶走

韓國姊姊不只在家務勞動扮演重要角色，在必要勞動（essential work）的職場也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作者在書中提到，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決定把韓國60歲以上的婦女帶走，那韓國從事必要勞動（如照顧、醫療保健、清潔等工作）的勞工有四分之一（26%）就會直接消失。若把50歲以上的婦女也算入，則42.1%的必要勞工將會直接消失。顯見這些女性對社會的支持與貢獻相當重大。

儘管姊姊們的工作重要到若出現空缺便足以讓社會停擺，但這些照顧、醫療保健、清潔工作等必要勞動，仍經常存在工作量過高、僱用狀態不穩定（非典型勞動）、低薪且缺乏休息時間、暴露在感染危險中、防疫資源不足、服務要求過高，遭受性騷擾、猥褻及語言暴力等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因為這些高齡女性承受著這樣惡劣的工作環境，這個社會才得以維持。
 

工會作為一種可能性

前述的問題該如何解決？這本書並沒有指出明確的方向。但最後一則故事，金恩淑的故事似乎點出了一種可能性。她在醫院以派遣清潔工的身分工作了15年，終於在工會的爭取之下轉為正式職員。

金恩淑受到同事的邀請，加入工會並成為組織工會、熱衷參與工會的幹部。在參與工會的過程中發現「原來我有這樣的勇氣！」、「我這個人竟然能成為這麼大的力量！」。在爭取派遣工轉正的過程中，和職場的姊妹一起對抗打壓工會的資方，聲援其他工會的抗爭，一步步往前推進。最後工會爭取到讓派遣工面試轉正職，雖然緊張的瑟瑟發抖，她仍然順利完成面試變成正職員工。剛拿到員工證的她，開心地把這件事情寫到日記裡，整天把員工證掛在身上，進醫院的時候掃員工證，進餐廳的時候也掃員工證，充分感受到「自己也成為醫院的一份子」。

「工會不是萬能，沒有工會萬萬不能」是現任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邱奕淦常常掛在嘴邊的話。也許姊姊們遇到的問題，無法透過單一解方，就突然一夜之間迎刃而解，但工會也許是一種可能性，透過集體的力量讓聲音傳得更寬更遠。

《我們只是沒有名片，從來沒有休息過》透過姊姊們的故事，讓我們看到韓國社會的縮影，讓女性勞動者視角的聲音傳得更寬更遠，非常值得一讀。